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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2019:中國需要“供給側減稅”

時間: 2019-02-02 13:34:00 來源:   網友評論 0

來源:FT中文網


作者: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,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,英飛咨詢肖敬亮團隊亦有貢獻


2018年,12月10號,周天勇教授在FT中文網發表的《中國稅費負擔有多重?應當減多少?》一文,引發市場不少關注,根據其文中的測算,2017年,中國宏觀稅負為36.2%,在任何一個口徑上比較,都排在世界前列。設定最高稅負不超過30%,周教授認為,中國的減稅額應達到5.8萬億,可分3年完成。所以,5萬億這樣一個減稅禮包是可期的。接下來的問題是,怎么減?


需求側減稅和供給側減稅:一個理論分析


減稅,既可以是供給側的,也可以是需求側的,但效果卻有較大不同。減稅通過兩種效應來促進經濟增長,一種叫收入效應(income effect),另一種叫替代效應(substitution effect)。前者指減稅可以增加稅后收入,從而增加需求;后者強調減稅會提供一種激勵,使人們用勞動替代閑暇,或者用投資替代儲蓄等,這會增加產能,即供給?!肮┙o經濟學”強調的就是后一種效應。


從具體措施上來看,需求側減稅的一個典型形式是增加抵扣額,而供給側主張降低邊際稅率。為什么有這樣的差別?可以從兩種減稅方式產生的激勵機制來理解。在累進稅體系下,增加抵扣額,對不同收入階層的激勵是一樣的,很少有個體會因為抵扣額的增加而增加勞動供給。因為,邊際勞動收入的減稅額為0。但降低稅率的效果卻明顯不同,以高收入階層為例,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等級為45%,這就意味著,這個收入等級的勞動者,邊際上有近一半的收入要納稅,每多增加1元收入,就要上交0.45元。如果將稅率降到35%,就意味著每增加1元的收入,相比以前就多0.1元稅后收入,從而增加勞動供給。中國新一輪的個人所得稅改革,如提高起征點至5000元,以及增加個人所得稅抵扣額,都屬于“需求側減稅“”——“將錢塞到消費者口袋里”,其經濟學效應是增加消費支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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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圖1(左)所示,需求側減稅的效果,就是將短期總需求曲線從移到,結果是物價上升,短期總產出提高,均衡玉棟。但是,長期總供給曲線保持不變,新均衡并非穩態。在此均衡點,物價預期會提高,且由于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,預期勞動力成本會提高。所以,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來說,他們會縮減產量,短期總供給曲線將移動到,此時,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重合,達到穩態均衡,與原始均衡點相比,真實產出不變,物價上升到。


右圖顯示的是“供給側減稅”——降低邊際稅率(所得稅或增值稅)的經濟效應。理論上,可以實現無通脹的經濟增長。其邏輯是,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,由于每增加一單位收入,都能夠增加稅后收入,所以會促使人們更加努力的工作,同時,還會促進一部分非勞動者群轉變為勞動者;降低企業所得稅或增值稅稅率的道理是一樣的,企業每增加一單位收入,稅后收入都會增加,會促進企業擴大生產,增加勞動需求,提高勞動者工資,需求側也會增加。與此同時,勞動供給和資本存量提升的效果是,長期供給曲線也會向右移動,從移動到新的均衡——無通脹的增長。


總體來說,需求側減稅,通過收入效應,帶動短期需求增加,但長期而言,只會引起通脹。而供給側減稅,收入效應疊加替代效應,不僅可以直接增加總需求,還能通過供給帶動需求,使得長期總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同時向右移,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得以擴張,且能得到需求的支撐,更加有利益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。當然,供給側減稅的實際情況,還要看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對大小。(當然,在尚未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情況下,需求側減稅也會使得供給側曲線右移,機制是:物價上升,會改善企業盈利水平,有助于企業擴充投資,需求和供給同時增加。)


特朗普減稅:“肯尼迪-里根模式


圖2為1913-2012年這100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區間??梢钥闯?,二戰時的個人所得稅結構——共24檔,最高稅率達91%——一直沿用到了1963年。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,美國經濟增速低迷,1957-1958年增速下滑,1958年還出現了負增長(-0.7%)。所以,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,爭辯的核心議題是經濟增長。1960年11月8號,肯尼迪擊敗尼克松,贏得了總統大選。面對肯尼迪的首要問題是,如何兌現5%的GDP經濟增長的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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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尼迪是個很自信的人,在經濟政策上,很少有人能夠影響他內心的想法,但是他又很喜歡咨詢大家的意見。這些意見主要來自兩個部門:一是財政部,部長道格拉斯?狄龍(Douglas Dillon)是一名共和黨,觀點偏自由市場派,主張改革財政與稅收政策,使其更加簡單、高效。助理部長斯坦利?薩里(Stanley Surrey) 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,極力主張減稅,特別是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。另一個是經濟顧問委員會(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,CEA),以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為主,成員包括保羅?薩繆爾森(Paul Samuelson)、詹姆斯?托賓(James Tobin)、羅伯特?索洛(Robert Solow)和沃爾特?海勒(Walter Heller),他們都主張增加稅收、政府支出和赤字提升有效需求,促進經濟增長。


肯尼迪執政的前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內,在國內奉行的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??夏岬袭斶x時,美國剛剛從為期7個月的衰退中緩慢復蘇,農業收入連續9年下滑,企業破產潮僅次于大蕭條時期,失業率達到了6.5%??夏岬舷胍氖且娦ё羁斓拇碳ふ?,所以,增加政府支出成為其工作的重點。但是,1961年經濟增速與1960年持平,僅為2.6%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挑戰,促使肯尼迪重新思考美國的出路,最終使其從凱恩斯經濟學轉向了“供給經濟學”。


1962年是重要轉折點。美國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不及預期,失業率再創新高,鋼鐵工人罷工不斷,資本市場后勁不足且掉頭向下,再加上人權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,都促使肯尼迪做出范式轉變。薩繆爾森在1961年的報告中建議,如果經濟在1961年仍不見好轉,可啟用“第二道防線”——臨時性減稅。1962年初,肯尼迪計劃向國會遞交提案,在半年時間里,減稅5個百分點,將個人所得稅稅率從[20,91]降為[15,86]。但是,一些新的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機構的研究引起了肯尼迪的關注。比如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的“持久收入假說”認為,個人消費是受到持久收入影響的,故臨時性減稅措施并不能刺激消費的增加;再者就是BIS和IMF的研究均指出,財政政策——特別是稅收政策,對于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至關重要,而貨幣政策只能在維護“黃金-美元”匯率上有幫助。其中,正在IMF任職的羅伯特?蒙代爾就提出了“減稅+強美元”的政策組合。隨著肯尼迪態度的轉變,CEA只能妥協,海勒也開始對“供給側減稅”(supply-side tax cut)持支持態度。


在1962年8月在紐約經濟俱樂部(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)的演講上,肯尼迪全面闡述了他的新主張。他認為,“幫助經濟增長的最直接、最重要的行動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投資需求,減少抑制私人支出的桎梏……而最好的提升消費者和企業需求的手段,是減輕私人收入的負擔,消除現行稅制對私人積極性的障礙?!睘榇?,肯尼迪計劃在1963年頒布并推行新的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方案:個人所得稅方面,最高稅率91%和最低稅率20%均降低30%,分別至65%和14%,中間22檔均降低22%;企業所得稅,每檔降低10%,最高稅率從52%降到了47%。該案通過了眾議院的審核,但還沒等到參議院批準,1963年11月22日,肯尼迪就遇刺身亡了。約翰遜接任總統,在原班經濟顧問團隊的支持下,減稅方案于1964年1月23日獲得通過,最終方案是將最高稅率從91%降到了70%,降幅約23%;最低稅率從20%降到14%,降幅30%;其它稅率降幅均為23%。分1964和1965兩年實現。


如圖2所示,肯尼迪-約翰遜時期的減稅措施,一直持續到1981年里根上臺。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,美國1979和1980年的通脹率均超過了兩位數,1979年為11%,1980年達到了14%,而經濟增長卻出現了停滯,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“滯脹”,而里根的藥方則是新一輪的個人所得稅減稅方案。1981年2月,剛剛上任1個月的里根,就對外宣布了“10-10-10”減稅方案,即分三個時間段,每次減稅10%。最終,各方妥協的方案是“5-10-10”,1981年10月1日減5個百分點,1982年7月1日減10個百分點,1983年7月1日減稅10個百分點,1985年之后,再依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。這就是1981年通過的《經濟復興法案》的重要內容之一。里根的出發點與肯尼迪是一致的,除了國防的開支,要減少其他開支,主要依靠激勵私人部門帶動經濟實現無通脹的增長。巧合在于,里根方案 與肯尼迪方案的減稅幅度都是23%。連任之后,里根推動的《稅制改革法案》(1986)獲得通過,稅率進一步降低:個人所得稅僅15%和28%兩檔,起征點提高80%;企業所得稅分三檔:15%、25%和34%。


肯尼迪和里根減稅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。里根執政時期,從1983年至1988 年5 月,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 個月,成為戰后美國經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。另外,個人消費支出和私人投資均有較大提升,到1984年,GDP增速達到了8%,政府赤字也開始收窄。除此之外,美國還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,企業利潤也開始回升,基本面改善驅動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牛市行情。


但值得強調的是,雖然里根1986年稅改降低了企業稅率,但法案中的其他條款實際上提高了資本成本。例如,將資本利得作為普通收入征稅,等于把資本利得稅從20%提高到28%。再比如,取消企業投資抵稅額度和延長企業投資折舊期也提高了資本稅??偟膩碚f,1986年稅改對長期GDP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。這恰好說明,“供給側減稅”的核心是,降低企業的邊際資本成本。


特朗普是里根的信徒,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?庫德洛是“肯尼迪-里根”模式的布道者,“供給學派之父”拉弗也是特朗普的經濟顧問之一。2016年春天,作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,就召集庫德洛、拉弗和摩爾三人去特朗普大廈商議“治國理政”之策。庫德洛回憶稱,特朗普見到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,他想要的減稅方案,要比里根的更大,更完美,這就是2017年12月通過的《減稅與就業法案》。主要內容是:個人所得稅方面,單個申請者的免征額提高到1.2萬美元,戶主為1.8萬美元,聯合申請者為2.4萬美元(稅改前分別為6500美元、9550美元和1.3萬美元);企業所得稅從35%降為21%。不僅如此,還大大提高了企業投資的稅收抵扣比率。庫德洛稱,將來還會有稅改2.0、稅改3.0和稅改4.0。我們與英飛咨詢(ISM)課題組對特朗普減稅一籃子方案的效果也作了測算,結果顯示,對美國的GDP、企業投資、個人收入等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,與特朗普復興美國制造業目標是一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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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供給側減稅”的實證分析


自2015年開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,去產能(兼并重組、環保約束)和去庫存(棚改)成效顯著;去杠桿(資管新規、影子銀行等)轉向穩杠桿和結構性去杠桿并重,其重心將轉向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摸底和處置;補短板(CDR、科創板)仍在繼續;降成本迫在眉睫。


就降成本而言,主要就是給企業減負,直接目標就是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,最優方法就是降低企業邊際資本成本,即“供給側減稅”。從圖3也可以看出,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25%,僅這一項,就要高于OECD國家企業的平均稅率。如果再加上增值稅、員工社保開支等等,中國企業在國際上是不具備競爭力的。


我們與英菲咨詢(ISM)測算了3種企業減稅的方案:(1)企業所得稅降低1個百分點;(2)增值稅降低1個百分點;(3)增值稅三檔并兩檔,16%變為13%,10%變6%,原6%不變;從結果來看,第3種方案減稅力度最大,效果也最為顯著。圖4為第3種方案在宏觀上的影響:GDP增速將提高0.7個百分點,投資增速更是提高了2.7個百分點,實際工資水平也會逐步提高(就業率自第二期開始被設定為常量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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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考察的是增值稅3檔并2檔對不同行業(共146個細分行業)的影響。從絕對數值上來看,投資增速明顯高于增加值的增幅,這一點與圖4是對應的,降低增值稅對企業投資有顯著的刺激作用, 汽車、金屬制品與機械設備部門更為顯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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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GDP增速不斷下行,主要是由TFP由正轉負,以及資本存量逐步下行導致的,這兩者又是高度相關的。所以,投資,仍然是“穩增長”的一個關鍵要素。只是,在“新時代”的故事里,企業應該是主角,而臺本,就是“供給側減稅”。這一點,中美博弈的當下,又多了一重戰略意義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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